仇富，中国穷人头上的“莫须有”

《南方周末》发布的一份关于富豪心理的调查显示：决大多数富豪感到“不安全”。由此而引发的关于富豪为何“不安全”的讨论变得异常热烈，社会学者们纷纷出来分析富豪们“不安全”的原因所在。其中，“仇富”成为众学者手中最可信手拈来的理由。短短数日，“仇富”一词的提及率在富人们的“恐慌”之中直线飚升，直至“涨停”。看来这些社会学者们也跟富人们有仇，富人们怕“仇富”都愁出心病来了，他们偏要哪壶不开提哪壶，把个“仇富”当成口头禅来念。

然而，无论社会学者多么惯于使用“仇富”这个概念，也无论“富人”们的脑子里是否冷不丁地闪现“仇富”者血红的眼睛，狰狞的面容。愚以为，“仇富”概念以其荒诞的逻辑，成为中国社会学者们闭门造车造的新产品，而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抛弃了中国穷人群体的感情，生生地将一顶大帽子戴在了他们头上。

毋庸置疑，“仇富”是一个具有群体针对性的概念，它的概念载体，是直指中国穷人群体的。谁仇富？当然是穷人。富人概不会吃饱了撑着，自己仇视自己吧。穷人仇富，谁做过调查，哪怕是一个很粗糙的调查？恐怕没有。如果做过调查，试问那些宣扬中国人有“仇富”心态的所谓学者们，在调查中，有仇富者心态的占了几层，中立的占了几层，没有仇富心态的又占了几层？恐怕学者们没有办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而事实上他们在口口声声地称中国人，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国穷人有仇富心态的时候，从来便没有回答过这样的问题。然而，连这样最基本的统计工作都不做，中国的社会学者们就想当然地给中国穷人扣上“仇富”的大帽子，以“莫须有”之名就在那里大张旗鼓地分析中国穷人的道德品质问题，嫉妒心问题。我看需要建议这些社会学者们都换姓“秦”，“秦桧”之“秦”，或可直接使用“秦小桧”、“秦桧二世”、三世直到Ｎ世等称谓，以此可做到名副其实，理直气壮。

不妨再问一个问题：谁认为穷人“仇富”？当然是富人，还有那些为富人们摇旗呐喊，早已失却立场，善于“莫须有”的学者们。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推理，可以证明“仇富”概念的荒诞性。穷人为他们的吃饭穿衣、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尚且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何至于没事找事，平白无故地给自己弄出几个“仇人”，况且还尽是些有钱有势的“仇人”？

或许有人要说，谁没有嫉妒心？谁看见别人比自己有钱不眼红？的确如此。按照嫉妒性普遍存在论再加上穷与富概念的相对性特点，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果：赤贫者必视穷人以为富，故赤贫者仇视穷人；穷人视富人必理所当然以之为富，则穷人仇视富人；富人与大富豪比，相形见拙，必仇视富豪；而富豪又要仇视自己更富的富豪，以此推论下去，世人惟有一人不仇富，即世界之首富。至此，社会学者们所谓“仇富”逻辑之荒诞已大白。照此荒诞逻辑继续让社会学者们忽悠下去，中国人头上的帽子当会越来越多：仇官、仇商、仇工、仇学、仇农．．．．．．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人仇乞丐。

穷人并无太多的话语权，而社会学者和富人们想说他们仇什么便仇什么。即使社会学者和富人们不说，我相信，与富人有仇的人还是有的。那些做了一年工，最后工钱被老板席卷而走，只好借钱回家的农民工和富人是有仇的。那些土地被圈建成工厂，没有得到补偿，还得忍受污染的农民和富人是有仇的。那些在大街上走自己的路，却被飞驰而过的“宝马”撞飞，却既无人送去医院，又没有得到赔偿的人是和富人有仇的。

然而，富人们霸道心理甚至无需揣度：穷人们，你们再敢说我的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再敢说我的钱是脏钱、黑钱，我就告你“仇富”，看你还敢说什么。富人们这么想也这么做了，他们 “不安全”的无病呻吟，立即引起了社会学者们关注，他们将“仇富”的大棒舞得呼呼生风，谁还敢对富人说三道四？先扣上一顶“仇富”的大帽子再说。而穷人们能说什么？别说是大帽子，即使是屎盆子，也只得接下了，因为，并无人为他们喊一声冤枉。

为何多数人对富人印象不好

最新民调发现，大家认为富人奢侈（57.1％）、贪婪（52.7％）和腐败（45.0％）；

同时92.9％的人又希望成为富人

“我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7月25日，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报纸上表明了他对穷与富的态度。不出所料，老先生在网上被一些人骂了，以致8月9日他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分析网上骂人》。

此前不久，也有人因为“替富人说话”挨尽了一些网友的骂。7月23日，提交省十届人大常委会28次会议审议的《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草案）》，因为觉得“社会抚养费并未成为阻挡‘大款’超生的门槛”，规定成倍提高缴费标准：违法多生育一个子女的，按照其上年度总收入的2倍至6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在民间舆论的一片欢呼声中，有评论不无担心地指出：重罚富人超生是迎合多数人暴力——这一说法，也被一些网民以“人体排放的某种气体”相喻。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联合开展了一项调查。在7916名参与者中，有65.3％的人坦承，自己在看待一件事时，会因为当事人是富人还是穷人而看法有所不同。

回到“重罚富人超生”上，反对的声音似乎在情在理：这种对富人的选择性重罚缺乏法律依据，也不是遏制超生最好的途径；“今天在重罚富人超生上，你是那个站在多数人队伍中欢呼的人，在这种多数人的暴力下，总有一天，你也会在某个问题上成为被剥夺和侵害的少数人。”

反对“重罚富人超生”也会挨骂，为茅于轼的话做了一个注脚。茅于轼说，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因为穷人是弱势群体，哪怕说错了，顶多是技术性错误；为富人说话则不同，话还没有说，立场先已经错了。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

在这次调查中，89.8％的人认为，社会中确实存在茅于轼先生所说的这种现象。

一段时间以来，在我们的社会里，穷富之间忽然裂开了一道深深的鸿沟。这道鸿沟不仅仅意味着收入的差距，更表现为一种心理上的对立。可资佐证的一个例子是，普通汽车出车祸往往反响不大，但“宝马撞人”一定群情愤懑，甚至有人开玩笑，“奥拓车主打人是人民内部矛盾，宝马车主打人，那就是阶级矛盾。”

人们不满的，当然不是财富——这也是他们追求的目标。本次调查发现，尽管舆论对富人多有否定，92.9％的人仍然“希望成为富人”。

“我就是想混进富人阵营里去净化他们。”有参与者开玩笑地说。

诚如他所言，富人的形象，目前确实不佳。本次调查中，参与者被要求在若干个正面、负面词语中，选择三个词来形容现在的富人，结果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奢侈（57.1％）、贪婪（52.7％）和腐败（45.0％），然后才是聪明（33.1％）和勤奋（31.7％）。

学者丁学良分析，之所以富人形象不佳，招致民众这么多的抱怨，是因为在人们怎么致富、致富的程序以及致富以后财富怎样处理这些事情上的相关法律和程序都还没有跟上，以致人们在他们的生活经验中发现，很多快速致富的人不是正正当当按法律和政策致富的，而是依靠特殊的关系、门路甚至是腐败和犯罪。这让那些没能先富起来的人觉得非常不公平，而那些富起来的人也觉得非常不牢靠。

也有论者指出，在许多发达国家，富人自己花钱小心翼翼，但给社会捐款则争先恐后。相反，中国的许多富人只用财富界定自己的地位，而没有任何精神传统对其穷奢极欲进行制约。在富起来之后，很多人首先是通过炫富来获取世人的艳羡。

本次调查显示，91.2％的人认为，富人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调查同时显示，大多数人认为，更多社会责任并不意味着，违反法律、规定要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

“隔阂与对立对谁都没有好处，我们需要的是改变，而不是打倒。其中首要的，不是穷人要改变什么，而是富人要改变什么。”有参与调查者这样表示。